苏州市市区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申报工作即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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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台湾学者刘广京教授则更早地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这个角度，探讨了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中国人人有自主之权一词在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上的含义，并分析了该词通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何启、胡礼垣等人的广泛使用，在进入20世纪后不久开始为权利一词所代替的历程。但他认为，这只是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

[41] 但无论如何，如果说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前，近代中日两国即已具备深厚的相关传统文化基础，那则言过其词，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如此。[74]狭间直树编，见前注[54]，第123页。[25]这些权利，实际上才是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相当于人权。[6]至于该词移植的具体回路和重要细节，这些研究尚未考详，确切的第一手文献亦尚未入手。与此不同，当今日本法制史学界则已有新说，有学者认为：日本在江户时代后半期，社会上已出现株分分限等用语，这意味着近现代式的权利意识已相当成熟，同时也是明治时期权利一词一旦成为法令上的公用语即以星火燎原之势被广为传播的一个要因。

[36]金观涛、刘青峰，见前注[8]，第111页。此书当年在中国只发行300本，其中少量从长崎流入日本，翌年便在幕府开成所翻刻发行，引起该国士林高度瞩目，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一道，成为整个日本幕末的两大畅销书。[46]其中主要可理解为权、分、正直或正确、国法等含义。

二、权利概念输入的基础与意义变迁 如前所述，在东亚传统文化中，本来并无与right(英语)、droit(法语)、regt(荷兰语)等西方的权利概念完全对应的类似观念及用语。[34]不唯如此，当代中国学者还指出，仅《盐铁论》一篇，即曾十一次出现权利一语。当然，这种观念不是内生性的，而是通过西方的基督教(严格说是新教)的影响出现的。[19]尾川昌法：《明治の人権論·ノート(4)》，冈山人权问题研究所《人权21志》2003年版，第34页。

[8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此法学一层加高之一明证也。

[31]申卫星，见前注[6]，第108页。[24]此处的人权，是与民法上的物权约束(契约)相并列的一个概念，实相当于民法上的人身权。[14]可参见李贵连，见前注[5]。[41]参见刘广京：晚清人权论初探——兼论基督教思想之影响，载《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0页。

[71]但梁启超的自由权利之主体并不限于个人。[18]王健，见前注[5]，第222-224页。而自由之德则与此不同，非他人所能予夺，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为此，其内部的各种方面及要素是否得到体系化的梳理和整序，颇值得检验。

[58]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31页。[13]参见渡部万藏：《現行法律語の史的考察》，万里阁书房1930年版，第55-56页。

中国学界对此的研究，可参见王晓范：中日摄取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论之比较——以加藤弘之与梁启超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42-48页。参见加藤弘之：《人権新説(第三版)》，谷山楼蔵版1884年版。

第三，在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的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上，梁启超可谓居功甚伟，其自由 权利观的形成更可视为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初步落定的一个标志。[70] 第二方面是关于自由权利的主体。[82] 对于梁启超的自由权利观的理解，日本学者的上述论述是富有启迪意义的。即使其中的部分译词是借鉴了中国古籍中的用词而构成的，也具有回归词或词侨的性质。[2]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82页。申卫星，见前注[6]，第103-117页。

根据一种有力的见解，该词已混杂了两种未被人们觉察的不同含义，以致自明治十年代自由民权运动处于高扬阶段开始，民权的权中，亦夹杂着传来含义和译语的含义，前者是力，而后者是right，而且力压倒了right。[28]经此之后，权利概念即在1880年代的日本社会确立了稳固的地位。

作为置身于时代激流中的思想巨子，梁启超在自由权利观上难免拥有颇为复杂的思想内涵，而这种思想内涵本身又是在短时期之内通过快速摄取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而形成的。但应该理解的是：由于东方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没有完全对应的观念基础，而置身于西方冲击之下国家面临深重危机之际，在《万国公法》中迻译right也好，透过穆勒的《自由论》理解liberty也罢，或许本身就未必是这些概念移植上的最佳选择。

具体而言，1864年刊行的、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主持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首次使用了权利一词，旋即该书流入日本，此用语亦被日本所接纳。众所周知，穆勒在《自由论》中深刻地论述了社会(society)与自由(liberty)的对立，为此反复讨论社会与个人这个主题，论述前者对后者所可正当行使的权力的本质及界限，并提出了防止社会性暴虐(socialtyranny)这一西方国家在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面对的重大课题。

津田真一郎，见前注[16]，第14-15页。但如下文所述，土屋英雄教授本身则对梁启超这个时期的思想倾向予以同情式的理解。如果以这个标准判断，从前文中可知，权利概念在日本的初步落定最早可追溯至明治初年。这显示了他受到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影响痕迹，其基本思路是：任何人都不是像理想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生来就享有权利，关键是看谁更为强大，为此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无可置疑地表示‘power含义的‘权力上。

这不仅是因为其本人在当时的日本法律翻译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还由于其时他是受到日本政府民法编纂会会长江藤新平之命翻译法国相关法典时借用汉译权利一词的，对该词在日本确立为一个公用语具有重要影响。[34]前田正治：《‘権理と‘権利覚え書》、《法と政治》，关西学院大学第二五卷第三·四号，1975年版，第372-375页。

人民(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还不是这个图景的组成部分。[54]正是通过这种路径，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的自由权利观，并对自由权利概念在中国的引进、传播以及意义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可追溯到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时期)，西方各国传教士来华，即已开始了西学迻译和新词创制的活动，其间还吸收了中国知识人的参与，后期甚至由清政府方面直接主导，其中部分译词亦时有流向日本。[32]穂積陳重，见前注[3]，第33、151页。

[50]对此，当代日本学者也有反思。摘要:  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构成该概念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段移植交流史。梁启超对自由权利的理解也有独特之处。然而，梁启超的自由权利观在诸多方面折射出东学的背景。

三、权利概念在中国的初步落定 被移植的概念在继受国的初步落定，是概念移植史上的重要环节，而其标志可能是该概念作为公用语或法规用语确定下来，也可能是在继受国形成了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学说，使得该概念不至于被轻易推翻。关键是，梁启超通过摄取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而形成了一套具有思想个性的自由权利观。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在国权与民权之关系的层面上，认识到民权保障的后果论式的意义，即：要想让国家值得人们去爱，就必须树立民权，并作为国家的内核。而梁启超显然没有理解这一西方新时代思想的深层内容，以致在其视野之中，这个重要概念消失了。

[44]对此，近代中日两国学者亦有所觉察，并曾作出了种种努力。该书记述了传主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9月15日在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所披露的一个事实，即：权利和义务这两个译语都不是他本人首创的，而是他在明治初年受命从事法国法典翻译过程中，从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中转用的。